有句老话说钱不是大风吹来的，但1986年，丹麦政府决定捐赠320万美元帮助当地风力发电。
这就是中国第一个大型风电站——达坂城风电站。30多年过去了，改变了世界！
推动达坂城风电站的王文启，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。
王文启原本是新疆水利厅的水电专家，但他对风电很感兴趣。他经常说：新疆大风不搞风电真可惜！
搞风电，要有设备。那时，中国既没有现成的设备，也没有研发储备，该怎么办？王文启的方法是从国外寻找。
一九八七年，王文启来到北京参加新能源展，会见了世界风电巨头丹麦维斯塔斯的中国区销售经理，随后又有了文章开头的故事。
1989年，达坂城风电场正式并网发电，总装机容量2050kw，是当时亚洲最高的。因此，新疆水利厅也成立了新疆风能公司，王文启成为负责人。
大风刮钱的故事也在中国开始。
在接下来的十年里，中国利用外国政府的捐赠或贷款，以及中央政府的专项支持资金，在山东荣成、福建平潭、内蒙古锡林郭勒等地建立了许多示范场所。
当然，外国捐赠的目的是借机撬开中国市场的大门。
维斯塔斯等一批外资风机企业在完成市场初步培育后，迅速集体涌入中国。未来几年，他们几乎垄断了国内风电市场。
政府和行业自然不愿意看到被别人用技术换市场。要改变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国产化。
幸运的是，王文琦已经为此留下了一只手。在购买设备时，他考虑了本地化——哪家公司可以提供最多的图纸和技术支持，以及购买谁的产品。
在达坂城风电场二期建设前，王文启一行赴丹麦考察，计划购买8台机组。王文启在选择塔筒供应商时，在两家外企之间来回拉锯——必须附上技术转让，否则一切都不能谈。
此后，中国很快实现了塔的本土化。不久，国家计委发布文件，要求风电开发企业不再从国外进口塔筒。
但是王文启没有想到的是，自己能够处理外国公司，却摆脱了内部的阻力。
当王文启提出扩大规模时，主管领导退缩了。
退缩情绪不难理解——风电事业似乎如火如荼，其实是一笔亏损的生意。当时电价只有5分钱/度，公司年收入才20多万，连发工资都困难。
更重要的是，一旦设备出现故障，只能找外国工程师，其单一服务费相当于100多名工人的月薪。如果扩大规模，成本肯定会上升。
手臂扭不过大腿，王文启被调到新疆电力局。而他留下的烂摊子，由水利厅同事于午明接手。
为了改变现状，于不得不开始副业:首先，他用一台大型起重机在外面接工作，然后筹集资金建立一个加油站。尽管生命可以继续，但风机的维护仍然是一个问题。然后发生了一起事故，却加速了风机的国产化进程。
一九九二年的一天，于午明突然感到地面一阵颤动，他立刻意识到，这不是地震，而是直接吹风机叶片的大风。
为了减少损失，一名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爬上23米高的工作台，用千斤顶住叶子，以保留剩下的机组。
这次事故，让于午明萌生了一个念头：既然修不起，就自己造吧！
在风电场二期扩建期间，于武明重新应用引进的8台风机来自3家厂家，而且技术上各有特点，为了更能吸收国外先进技术。
依靠边买边学边干，风能公司终于制造出了自己的风扇。几年来，风扇规格从几十千瓦升级到几百千瓦。
1998年6月16日，达坂城风电场迎来了一个庞然大物:一台高50米、近70吨、叶轮直径超过40米的风电机组正式并网发电。这家风能公司自主研发的600kW风电机组，创造了当时国内最大的风机。
2001年，新疆风能完成了增资改制，成为今天的风电巨头——金风科技。第二年，金丰科技在外资垄断的风电市场上卖出了167台风机，撕开了一个洞。
2002年，正当午明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，一纸退休令却让他黯然离开。他的继任者是舍命保机组的年轻人武钢。
20世纪80年代，在新疆水电学校任教的武钢，毅然辞职，来到达坂城风电场30多年。
凭借着过硬的经营和吃苦精神，武钢在风电场越来越受到重视。现在，他是金风科技董事长。
风电热潮，来了
王文启的故事还没有结束，后来，他又做了一件大事，足以改变中国风电的历史进程。
转到新疆电力局后，他找到了上海玻璃钢研究所、南澳振能、龙源电力、华能重工、南高齿等企业，讨论了联合制造风机的问题，但没有取得积极的效果。
直到他遇到时任大连重工起重设计院院长韩俊良，事情才好转。
在大连重工的生产车间转了一圈后，王文启对韩俊良说：这件事你可以做。
韩俊良问：要多少钱？
韩俊良在得到2000到3000万的答案后，当场做出了干的决定。
有了新疆风电的教训，韩俊良知道，在体制内做这种高投入、高风险的项目，会受到很多约束。要想做大，必须从外找人。
两个关键人物来了。
其中之一是曾经是中国最大证券公司申银证券的创始人菅志东。另一位是原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魏文渊，号称中国股市第一人。
根据菅直人的计划，他们成立了一家新公司，股东除了大连重工外，还包括由韩俊良组成的四家私募股权基金。而这家新公司，就是华锐风电。
新公司的进入恰逢其时，他们很快就等到了中国风电的第一波井喷，其背后的驱动力来自于政府的一系列关键政策。
一是风电特许权政策。
由于风电上网电价一直居高不下，电网公司没有利润空间，只能长期依靠政府补贴。在这种模式下，风电根本无法大规模发展。
2003年，国家推出风电特许权政策，以迫使开发商降低建设和运营成本。也就是说，政府通过招标将项目的开发权和经营权授予报价最低的企业，并将风电产业从计划经济推向市场经济。
2003年，广东省惠来县和江苏省如东县两个特许项目首次招标，最终中标价格分别为0.44元/千瓦时和0.5元/千瓦时，比原来降了30%~40%，非常接近当时的煤电上网价格。
二是国产化政策。
当时，国内风电市场几乎被三大外企维斯塔斯、通用电气、西门子歌美莎瓜分。仅维斯塔斯就占据了40%的份额。
2005年，国家发改委出台政策，规定风电设备国产化率应达到70%以上，否则不允许建设风电场。
短短几年后，中国出现了70多家风机制造商。如今，中国最大的风电企业大多来自那个时期。
2006年，明阳电器创始人张传卫从公司净身出户创办明阳风电；2007年，远在伦敦的张磊辞去了银行的高薪职务，回国建立了视觉能源。
但在那波热潮中，华锐写下了最传奇的创业故事。
虽然韩俊良有书生的外表，但他的性格非常大胆。速度就是一切，规模就是正义是他的座右铭。
他成功推出了国内首台1.5MW大型风电机组。
21世纪初，由于外国制造商的技术封锁，中国没有大型风扇。欧洲已经淘汰了维斯塔斯在中国市场销售的产品。但是在风电行业，只有大型化风机，才能降低发电成本。
为此，国家开始鼓励生产大型风机。
当时，金丰科技选择了相对安全的1.2MW路线，但作为行业新兵，华锐直接赌1.5MW高风险。
2006年，华锐1.5MW风电机组正式下线，华锐走上了开挂之路，将所有对手甩在了身后。
另一个体现华锐风格的事件是赢得国内首个海上风电项目试点。
2007年，上海市政府要做海上风电试点。最早，他们发现了金风科技。但是对于当时的金风来说，这个项目太难了。经过综合考虑，武钢拒绝了这个项目，随后被华锐接管。
为了快速解决技术问题，华瑞华邀请奥地利风机设计公司windec共同攻克海上风机生产。
设备完成后，下一步就是安装，这才是真正的挑战。
由于安装点离港口很远，负责安装的工程师在海上呆了几天。30多人挤在风扇旁边一个8平方米的容器里，不时会遇到大风大浪。
但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，华锐又做到了。34台风电机组于2010年6月在东海大桥海域发电，创造了中国风电的历史。
除了实干之外，华锐的软实力也相当不错。
出身于国企的韩俊良，非常熟悉官场规则。据说，为了接近一位政府高级官员，韩俊良买下了他所有的头等舱座位，并带领他的下属围坐在领导旁边；还有传言说，他把五大电力集团高管的亲属安排到华瑞，以高薪抚养闲人。
事实证明，他的努力并没有白费。
后来国家的各大项目，华锐都占据了首位。韩俊良本人也成功进入风电标准建设领导小组，成为其中之一。
华锐在处理上下游关系方面更为灵活。对上游供应商来说，项目资金可以拖延；对下游客户，给VIP价格。
华锐从公司成立到成为行业灵活的服务风格，华锐从公司成立，成为行业领头羊，只用了2年。在资本大佬的操作下，5年内正式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，以90元的发行价打破A股纪录，值近1000亿元。
事实上，华瑞所代表的，也是当时疯狂风电市场的缩影。
2005年至2010年，我国风电装机容量连续6年翻倍，风电设备国产化率也提高到90%。自2009年以来，已有30多家中国风电企业成功上市。
而国内风机企业的崛起，伴随着外资企业的衰落。
2012年前后，外资风机厂商的市场份额已降至10%左右。前行业龙头维斯塔斯，2011年装机量也跌至第八。
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，当一个行业过热时，问题必然会爆发。
大部分风电场集中在三北(西北、华北、东北)，但这些地区用电较少，无法消化巨大的风电产能。2012年弃风率达到17%，相当于每6度风电，1度变成空气。
此外，为了抢工期，风电企业经常出现安全问题。
2011年，甘肃、河北等地数百台风电机组相继倒塌。其中一起华锐风机吊装事故，造成5死1伤，一名区委副书记当场死亡。
与此同时，在国产化政策的保护下，古老的质量问题也集中在那个时期。
一位风电开发商曾对记者说：国产风机用了两个月就出现了小问题。一年后，甚至有几个风扇完全坏了，但每个人的质量都不是很好。我们只能从矮人中挑选大的。
一系列问题引起了政府的警惕。2011年，国家能源局发布《风电开发建设管理暂行办法》，对风电场建设规划、前期工作、项目审批、竣工验收、运营监管等环节提出更高的审批标准。
2012年，国家能源局明确指出，风电小时数低的地区不得进一步扩大建设规模。
这些政策一出台，风电行业立即踩下急刹车。
2010年至2015年，国内风电装机量分别增为-5%、-28%、23%、44%、35%。这样的理性增长显然不能满足这么多新企业的需求。经过一轮大洗牌，业内70%以上的企业迅速退出。
而财大气粗的华锐虽然还活着，但也已经遍体鳞伤。
多年的价格战使华锐的财务状况岌岌可危。自2011年上市以来，华锐的净利润分别为5亿元、5.8亿元、3.6亿元、0.81亿元、4.5亿元。
此外，不断发生的安全事故和产品质量问题，也使其失去了口碑。在此期间，下游客户纷纷转向金丰、明阳等质量更可靠的企业。
手里没钱的华锐也对供应商说翻脸就翻脸。
美国超导是华锐最早的供应商之一，但在2011年，华锐拒绝接受美国超导的一些订单，因为其财务问题，被后者起诉，翻出了华锐抄袭技术的旧账。
这一事件彻底粉碎了华锐在海外的声誉，导致许多海外客户终止合作。
面对困难，韩俊良没有内部整改，而是动了偏门心思。
2013年3月，华锐爆出惊雷：2011年财务报告中，收入虚增24.3亿元，净利润虚增2.78亿元。这时，人们才知道，华锐这座大厦，早以没有了根基。
